本文介绍了对交通肇事罪财产抵刑条款的质疑，从这一角度讲，本《解释》超越了刑法典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强行赋予了交通肇事罪本不含有的内涵。
通过《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没有造成人身伤亡而只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且肇事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如果肇事人有能力承担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六十万元以上的赔偿数额，肇事人就不构成犯罪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不被从重处罚。同时，肇事人如果无能力赔偿或者有能力赔偿但没有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六十万元以上的，国家保留了追究的权力。犯罪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的情形在我国刑法典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的情形却是本解释的首创。
对此问题，肯定说和否定说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肯定说主张，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刑法谦抑原则的体现和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考虑，对赔偿损失的肇事人不以犯罪论处有利于社会和谐、生产发展，不存在不公平、不平等、不正义的问题，反而是对国家、社会以及受害人有益的做法。否定说认为，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拿钱买罪、用钱抵刑”的做法，极大伤害了人们追求平等、正义的朴素情感，与刑法公平、正义的精髓相悖。笔者赞成否定说的观点。
首先，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反。刑法谦抑原则是指，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发生时，在民法、行政法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尽量不动用刑法;只有当民法、行政法不足以遏制恶的行为时，才适用刑法。在《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出现时，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被予以弥补后，虽然肇事人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这对矫正行为人的行为来说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是预防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发生，而这一目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不只是尽量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失使社会利益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消除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不再犯罪。在交通事故发生且肇事人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案件中，只要肇事人能够赔偿事故损失就不被定罪或者不被重罚的做法，为有钱人大开违法犯罪的方便之门，不仅不能遏制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而且会弱化人们的法制观念，伤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违反。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典的基本原则，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法律的追究;《解释》的相关规定，以肇事人的赔偿能力为标准，对相同的肇事行为作出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这样截然不同的规定，从“立法”这一源头上确定了适用刑法的不平等，造成了司法审判难以想象的尴尬。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人均占有的社会财富并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定罪的标准也以财富多少来设定，必然会严重挫伤人们的法律情感。因此，《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严重阻碍了当前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予以废除。
第三，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的违反。在司法实践中，衡量一个客观发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是看这一行为是否被刑法所禁止，其次是行为人在做出这一行为时主观上是否有罪过，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被肯定，则行为构成犯罪，行为人被处以刑罚。将该行为认定为犯罪，是裁判者依据法律规定对客观“恶”的否定;对行为人处以刑罚，是裁判者依据法律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谴责;对被判处的刑罚付诸于执行，则是在纠正行为客观“恶”的同时，改造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最终放弃再次犯罪的念头，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如果说在定罪时侧重于考虑客观，着眼于行为侵害的法益的话(侵害的法益不同，成立的罪名不同)，在量刑时则侧重于考虑主观，着眼于刑罚执行的实效(实际执行的刑罚种类及期限能否彻底改造犯罪分子的罪恶思想)。所以，《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只看到肇事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结果，只注重对客观损害的恢复，而没有看到肇事人的主观过错，不注重对肇事人“过错”思想的改造，这种做法既不能准确定罪，也不能准确量刑，不仅起不到预防犯罪、遏制犯罪的作用，反而极易成为诱使犯罪再次发生的导火索。
最后，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刑法典有关交通肇事罪规定的违反。为了让相对稳定的法律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就成了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滞后性这一对矛盾的捷径。显性的法律规定，由于其法律文字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规定的含义，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解释。隐性的法律规定，由于其法律文字所涵盖内容的不确定性，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极易引起混乱，所以必须进行解释。但法律解释都是针对法律规定而言的，法律解释不该脱离法律规定而存在，法律解释不是要将法律规定本身没有的内容强加于法律规定。从这一角度讲，本《解释》超越了刑法典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强行赋予了交通肇事罪本不含有的内涵。
现行《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像其他所有的过失犯罪一样必须有危害结果的发生才能满足“罪”的成立，因为只有这样，“恶”的行为才能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才能与一般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区别开来，所以刑法典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界定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鉴于对财产抵刑问题的探讨，这里仅讨论“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种结果。“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交通肇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损害事实，也是交通肇事罪成立必需具备的客观方面要件。而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此处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客观方面要件是“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可见，将“无能力赔偿的损失数额”等同于“公私财产遭受的重大损失”，其实质就是将行为人的金钱赔偿能力取代了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结果而成为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要件。至此，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并非是交通肇事罪的隐性规定，而是司法解释强加于立法的。